中國企業出海，正在進入百舸爭流的狀態。

當各個國家超市里的商品標簽上越來越多地出現“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或者“Made in Turkey”(土耳其制造)的時候，商品生產的邏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全球每個超市的商品都跟中國有關，變成全球每個新工廠都跟中國有關。中國工廠似乎突然出現在全球版圖上，每個地理空間上都留下了中國企業家的身影。

這是一次群體性出海。中國制造業從未經歷如此大密度的全球出征。行業包羅萬象，從手機、電視到汽車、園林割草機等。

這也是一次倉促性出海。2018年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引發了大量代工廠的遷移。從2022年開始，中間零部件的工廠也開始加速移動。中國從“制造力為中心”到“設計力為驅動”的切換周期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全球制造業的洪流已經進入了新的大峽谷。

與此相伴的是，“逆全球化”的聲音也從四處傳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和斷裂被反復強調，讓人覺得全球化似乎戛然而止。然而，這只是一種站在中國看中國的視角。如果站在月亮看地球，就會發現全球新增工廠在不斷出現。全球化沒有減速，甚至在局部加速。中國工廠，是各個國家“爭搶”的對象。

出海的話題，對中國企業而言其實并不陌生。很多企業已經早早出海，成為國際化力量的一部分。那么這一次規模廣泛的出海會有什么不同?企業是沿著既有國際化進程向前延展，還是跳入新的空間軌跡?

對于多年關注全球制造業變遷的我而言，中國企業這次出海有一個最大的關鍵詞就是“工廠”。一個工廠的遷移，帶動了更多工廠移動的連鎖反應。這些移動，引發了中國制造能力搬家的思考。這不僅僅是企業面臨的挑戰，也跟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和就業密切相關。

如何建立一個“工廠視角的出海”？為了尋找答案，我開始大規模地尋找一切能夠找到的中國海外的一線經營者，以及具備海外從業經驗的人。在過去3年中，我調研過國內外100多家工廠，訪談了200余位海外親歷者，每天都沉浸在大量的對話與資料調研之中。

當訪談調研完成之后，我才發現不知不覺中已經涉及到的企業和機構大約有300個。當積累了超過300萬字的調研筆記之后，一個五彩繽紛而且與現實感知有著眾多差異性的海底世界，像水族館一樣在我眼前逐漸展現。

當國內很多企業因關稅大棒而憂心忡忡的時候，一些同行已經將其當成一次拓展全球業務的外部力量，反向形成一種驅動內部組織變革的力量。逆風而上的焦點，變成了“向上”，而不是“逆風”。當國內媒體廣泛討論當地文化給中國企業帶來挑戰的各種轟動新聞時，真正的一線管理者實際上要從容得多。那些從外部看起來令人揪心的事件，對當地管理者而言盡管并非輕松，但也并不轟動。文化的鴻溝自然存在，但也都是外派管理者需要面對和處理的日常事務。

在企業出海的各種挑戰之中，最重要的挑戰是來自認知的差異性。中國制造幾十年的發展，造就了國內各類產業的繁茂。它們相互支撐，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形態豐富的生態雨林，擁有各種供應商資源和勞動力組織。這正是海外工廠所缺少的，它們面對的往往是支離破碎的供應鏈。這意味著，每一個新落地的工廠都需要一種組織修復能力。

然而與這些明面上的挑戰相比，來自文化和法規的隱性沖突具有更大的殺傷力。歐洲有著層出不窮的法規限制，強勢的工會讓中國企業感到十分棘手。在東南亞，常有海關稅務的稽查官司。每個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些看似無窮無盡的經營陷阱，給初次出海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困惑。即使是多年跟海外打交道的企業，當將工廠建設到不同的國家時，也會面臨高度的不適應。

當地的反應也并不都是友好的，投資并沒有迎來贊歌。中國光伏龍頭企業隆基在美國的合資工廠，坐落于俄亥俄州的哥倫布。這是對美國政府迫切希望將光伏制造業引入當地的一種呼應，也讓當地居民獲得了非常有競爭力的時薪。工廠旁邊的水塘，一群加拿大鵝以此為家，流連忘返。然而這里并非只有田園生活和綠色能源，總有一些當地居民前來拉標語，甚至組織小型游行以抵抗建廠。寧德時代在德國圖靈根市的動力電池工廠，一度遭到德國聯邦政府的200多名警員的包圍——為了檢查企業是否有違法用工的問題。

為什么被投資的國家會有敵意?輿論與媒體環境的惡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如何將中國思維與全球思維融合，值得仔細思考。

中國企業大多是典型的效率驅動導向。然而，高效率驅動往往導致公平的失衡。曾經，中國為印度電廠提供的發電裝備，考慮到現場安裝效率低下，采用了“空降”的方式。中國企業將所有裝備的安裝工作都在國內完成，最后只到當地進行密集施工。這種“效率至上”的方式，也帶來一種“吃干榨盡”的效果。“獨享盛宴”的模式，容易將當地關聯企業擋在利益鏈條之外，從而帶來商業本身之外的巨大反彈。稅務、海關的稽查風險大幅度增加，而在這樣壓力陡增的情況下又缺乏本地盟友的支持，其處境可見一斑。高效驅動、吃干榨盡，都會影響當地就業的公平。

如果中國企業一味抱著“效率優先”的理念在全球發展，那就會在很多地方碰到認知障礙墻。在德國小鎮，很多隱形冠軍的興起伴隨著整個城鎮的發展歷史。這些企業往往有一種強烈的家族榮譽感，格外關注當地居民的穩定和信賴度，而不是財務指標意義的快速增長。這類企業“本地優先”的發展思維，跟“效率優先”的理念有著非常大的不同。“破壞性加速”現象，容易破壞當地社區的平衡。

同樣，對于任何一家企業而言，合規需要都是第一準則。只打高拋球，不打擦邊球，所有的行動都需要亮在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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